一桩离奇“盗窃案”的若干疑问

——陕西省秦岭国家植物园基地办副主任乔朝林的不幸遭遇

2023年底，一场大雪后，彻骨的寒风里，陕西籍女子黄玲玲紧裹棉衣走在北京的一条马路边，茫然的目光透出她内心的凄凉。“5年多了，我丈夫的冤情一直没有给个说法。自从我丈夫在西安市公安局看守所被羁押期间，因不明原因所致成了一个‘植物人’后，全家的经济收入来源已断，生活难以为继。”刚向公安部递交完信访申诉材料后的黄玲玲悲愤地说。

黄玲玲的丈夫名叫乔朝林，系陕西省秦岭国家植物园基地办副主任，2018年8月23日下午被传唤到陕西省森林公安局第一分局，第二天以“涉嫌盗窃苗木罪”被刑事拘留。2020年3月23日，黄玲玲接到西安市长安区法院通知，让其去西安五二一医院为做手术的乔朝林签字。一个月之后，黄玲玲见到丈夫乔朝林时，躺在重症病房里的乔朝林已成为生命垂危、体无知觉的“植物人”了。

“乔朝林从班上被带走的时候一切还很正常，现在却成了‘植物人’。他究竟有没有盗窃事实？又到底在哪个环节被造成了伤害？迄今为止并没有人对此事公开回应。”黄玲玲说，为了给丈夫讨回公道，5年多来，她一直奔波在各级信访部门，四处碰壁后，“相信北京的领导会公正的处理”，是感到无助的黄玲玲内心仅存的希望。

一桩离奇的“盗窃案”

公开资料显示，陕西省秦岭国家植物园（以下简称：植物园）是由陕西省人民政府、国家林业局、中国科学院和西安市人民政府共同发起成立的，位于秦岭北麓的西安市周至县境内，占地639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一大植物园，也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植物园，在行政级别上是一个正厅级单位，目前植物园的园长是张秦岭（陕西省林业厅党组成员）。2015年9月，乔朝林被任命为陕西秦岭国家植物园基地办副主任，其工作职责是协助基地办主任做好移民拆迁工作，并担任翠湖西区花园沟两侧景观项目现场协调负责人。

在单位，乔朝林是个工作勤奋且认真的基地办副主任；在家里，他是个好丈夫好爸爸，是支撑家庭经济收入的“顶梁柱”；在熟人的眼里，他是个与别人没啥矛盾的老实人。说他涉嫌盗窃犯罪，凡认识他的人都不会相信。但，2018年5月间的一件事，却让他的命运由此发生极大的转折。

5月7日，陕西省秦岭国家植物园召开丝路植物展示区工程进度专题会议。会议由植物园基地办主任姚育林主持。“召开会议主要是为了推进‘丝路植物展示区’建设的工作进度，当时工期很紧。”姚育林说，这个会是一个公开的会议，是由植物园的规划处、基地办和财务处三个部门联席召开的，当时参会人员还有施工队的代表。

根据当天的《会议纪要》显示：会议明确要求“场地内树木，除设计内需要保留的树木外，其余树木应尽快移出。”“施工场地内的树木，在设计之外的由规划处发工作联系单与苗圃公司沟通将场地内树木移栽，如超出时限影响工期，施工单位和甲方代表可以就地处理”等。姚育林证实，会后他依照工作流程向植物园主管的领导赵副园长进行了汇报，赵副园长签字予以认可。“我当面找到植物园园长张秦岭汇报，张秦岭说赵副园长签字就可以了。”姚育林回忆说，他并没有料到，这个看似很正常的工作程序，竟然会在此后带来巨大的风波。

5月22日上午，按照会议决定，基地办安排人员对需要清理的树木进行挖掘处理。而基地办副主任乔朝林因忙于其他工作并未赶赴现场。树木挖掘清理工作持续到当日晚20时许仍在进行。这时，丝路植物展示区的保安将有人挖树的情况报告了植物园园长张秦岭，张秦岭指示保安报警。诡异的是，张秦岭并没有让保安打110报警，而是提供了楼观台森林派出所所长李震的电话。之后，楼观台森林派出所警员出警到现场。

而这次楼观台森林派出所的出警，在当事人看来也是存在严重的程序问题。“‘丝路植物展示区’地处周至县集贤镇境内，楼观台森林派出所并没有管辖权，就是现场报案的话，也应该打110报警电话，由110指挥平台指派集贤镇派出所出警处置，而不是打李震的电话让楼观台森林派出所出警，我认为这就是公权私用的行为，也是张秦岭的蓄意之为。”黄玲玲说。

当晚，张秦岭便通知乔朝林等人到园长办公室汇报此事。然，乔朝林对张秦岭安排人报警表示非常不满，便质问“施工挖掘清理树木是在落实园里的会议决定，为什么要报警？”姚育林回忆当时情景，“乔朝林在为自己辩解时曾愤然地将《会议纪要》摔在张秦岭的办公桌上，当时现场还有另外几个人。”但乔朝林的激烈反应可能让张秦岭“没了面子”，为此，第二天姚育林还曾带着乔朝林到园长办公室向张秦岭道歉。

2018年6月14日，张秦岭在园长办公会上决定，对乔朝林等人作出处理决定：免去乔朝林基地办副主任职务，并处罚金3000元。对其他5人亦分别作出不同的处罚。乔朝林等人被处理不久，姚育林也调离了植物园，去了另外的单位工作。

但，此事并未就此“画上句号”。殊不知，正是乔朝林在张秦岭办公室里的这一“摔”，日后却将自己“摔”成了“植物人”。2018年8月23日，乔朝林上班时被传唤至陕西省森林公安局第一分局。次日，黄玲玲收到陕西省森林公安局第一分局对乔朝林“涉嫌盗窃苗木”的刑拘通知书。

“这是一个公开的工作，开会和执行并无任何问题。”姚育林说，森林公安局第一分局在向他了解相关情况时，他也曾对此过程进行了详细说明，但他认为，基于这些情况，公安以“盗窃罪”办案实在有些荒唐。

“移植处理林木原本就是执行会议决定的工作，《会议纪要》也报给了园长张秦岭等领导，如其不同意会议决定，完全可以下达书面批示或者口头指示，可半个月时间内没有任何反馈，缘何却演变成了‘涉嫌盗窃苗木’？况且又不是乔朝林一个人在执行这个工作，为何仅将他一人刑事拘留？”基于此疑问，黄玲玲对于其丈夫涉嫌“盗窃案”，直言是秦岭植物园主要领导对乔朝林的打击报复。“如果乔朝林是依法依规行使工作职权，究竟是什么力量能够驱动司法机关以涉嫌盗窃立案？”黄玲玲说。

乔朝林案的若干疑问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每个夜晚都是平静的，而对于乔朝林和黄玲玲夫妇来说，2018年8月23日的夜晚却是难熬的。“乔朝林究竟出了啥事？”黄玲玲在揪心似的不安中度过了这一夜后，24日，她收到一条陕西省森林公安局第一分局对乔朝林予以刑事拘留的短信，短信的另一个内容是：乔朝林并未被羁押在森林公安局拘留所，而是因为昏迷被送进了西安市公安局安康医院。“去上班还好好的，怎么一夜间就被公安局送进了医院？期间，公安人员有没有对其刑讯逼供、暴力殴打？”黄玲玲对此充满疑问。

随即，黄玲玲便委托律师出面，向陕西省森林公安局第一分局递交取保候审申请——申请说明乔朝林2013年曾因脑干出血医治痊愈，且患有心脏病，并随申请书附上了诊断证明和病历。可令人遗憾的是，该分局在收到此取保申请后，并没有任何反馈。

“家属并不了解乔朝林在公安局安康医院的治疗情况，也不知道他是否痊愈又被羁押，在此期间我们没见到过他。”黄玲玲说。

2018年9月25日，黄玲玲收到长安区检察院以乔朝林涉嫌“盗窃罪”被批准逮捕的通知书。“在事实不清、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不知长安区检察院是依据哪些法律条款作出批捕决定的？”黄玲玲认为，这很难令人信服。

2019年9月27日、9月29日，乔朝林案在西安市长安区法院两次开庭，但均未作出判决。“如果盗窃不立案，后面的事情就不会有人查。然而以盗窃立案的理由却又非常牵强。”据知情人透露，以盗窃罪立案后，公安机关在侦查中，监委介入了。乔朝林被公诉时涉及了三个罪名，分别是盗窃罪、贪污罪、受贿罪。在黄玲玲看来，既然长安区检察院是以盗窃罪名批捕，而提起公诉时却又多了两项罪名，这其中必有很深的隐情，人为干预的成分很大。

就在乔朝林被羁押1年零7个多月后的2020年3月23日晚，黄玲玲突然接到长安区法院书记员通知，乔朝林因病在西安市五二一医院做手术。闻讯，黄玲玲立即赶到医院，并未能见到乔朝林。经与长安区法院相关人员多次交涉，2020年4月底的一天，黄玲玲终于获准与乔朝林相见。而此时的乔朝林，瘫痪在床，生命垂危，已成了“植物人”。但细心的黄玲玲却发现乔朝林头部有明显的伤痕，在其多次追问下，西安市公安局看守所的医生给予的解释是：乔朝林在监所内摔倒导致脑干出血所致。

“乔朝林头上的明显伤痕，到底从何而来？”据黄玲玲所述，为了弄清楚丈夫致伤的真相，她一再要求查看乔朝林发病时的监控录像，而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官对此讳莫如深，开始说有录像，已拷贝存档，但以疫情期间不能查看为由予以拒绝。待疫情解除后，黄玲玲再次要求查看当时的录像，而检察院驻所检察官却说：“监控录像只保存一个月，一个月之后就看不到了。”黄玲玲质疑致乔朝林成“植物人”背后定有隐情，否则，如此重要的证据为何没有固定？

据黄玲玲描述，她曾尝试与乔朝林沟通，询问其是否被殴打，发现乔朝林还深陷恐惧之中。“如果乔朝林真是自己摔倒了造成的脑干出血，看守所就会保留监控视频的证据，而现在他们不愿拿出来这个视频证据，只能说明这背后有不可告人的黑幕，我也只能相信乔朝林是在监所内遭受了暴力相待，或者说他们有刑讯逼供的可能。”对此，黄玲玲直言西安市公安局看守所和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官涉嫌严重的失职和渎职，其责任无可旁贷。

2020年11月14日，黄玲玲收到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信息：乔朝林案依法中止审理。“法律文书载明，中止审理，是因为他身体的原因。”乔朝林的辩护律师表示：“乔朝林在监所羁押过程中，出现了意识丧失的情况。”

2022年4月，医院停止了对乔朝林的治疗。据黄玲玲透露，乔朝林住院治疗期间，长安区法院和西安市公安局看守所一直不积极配合医院治疗。医生给长安区法院出具医嘱说明，让病人转至康复科继续治疗，但是长安区法院和西安市公安局看守所对此一直互相推诿扯皮，不将病人转科室治疗。知情人表示，实际上西安市看守所已经花费巨额费用。但问题是，西安市看守所至今还拖欠治疗费，在如何治疗上与家属意见分歧很大。

2022年6月，司法鉴定结论认为：乔朝林脑干出血遗留四肢瘫痪构成一级伤残。鉴定意见书指出“乔朝林因突发脑干出血致意识不清,经对症治疗支持，现遗留无言语，四肢强直，无自主运动状态。”

事实上，乔朝林案也是疑点多多，经不起推敲：受害人乔朝林被传唤拘留证据是否充分？立案侦查事实是否清楚？对乔朝林批捕的法律依据是什么？若考虑乔朝林的患病经历，家属在提供病历证明后申请取保候审的合法诉求为何遭到拒绝？谁阻挡了家属或者律师的合法会见？对乔朝林缘何久押不判？造成乔朝林成为“植物人”到底出于什么原因？乔朝林是否经历刑讯逼供？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为何不能依法提供视频证据？是否存在拷贝存档的录像资料被人为销毁或者藏匿？而这些疑问，无不透露着西安市的有关司法部门滥用职权和对一个普通人、一个受害人的冷漠。

从植物园基地办副主任到躺在床上的“植物人”，断崖式的落差让一个家庭的“顶梁柱”轰然倒塌，这起莫须有的横祸导致其全家生活已处于极度贫困之中。为了给丈夫乔朝林伸冤，黄玲玲奔走于陕西省森林公安局第一分局、长安区法院、长安区检察院，无数次向陕西省、西安市的相关机构和信访部门呈递申诉材料，竭尽全力为乔朝林讨要说法，但均以无果而终。据黄玲玲透露，她向陕西省纪委的反映也渺无音讯。甚至也曾向中央第十二巡视组、政法教育整顿小组递交反映材料，但是都没有结果。

“5年了，总是觉得乔朝林的这个案子始终被一层‘坚冰’笼罩着。我相信，这层‘坚冰’一定会被打破。”黄玲玲说。据了解，目前，黄玲玲全家只有儿子一人上班在支撑着6口之家的生活，其中，还要解决维系乔朝林生命的一系列费用，包括自费药品、营养品等，这起莫须有的横祸导致其全家生活处于极度贫困之中。尽管生活艰难，但黄玲玲并没有中断为丈夫乔朝林伸冤之路，她认为公道和正义终会得到伸张。（记者刘斌北京报道）

《中国廉政报》（2024年01月19日04 版）

责任编辑：李青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