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路能种水稻吗？在“上山下乡”运动深入开展的前夕，安徽省领导宋佩璋如是问。当然不能，长江路是安徽省会合肥的一条主干道，怎么能种水稻呢！毛主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于是省革命委员会决定，坐落于长江路边的安徽农学院（即如今的安徽农业大学）立即下迁农村，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开门办学，以践行“造就人才，改良农业，救济农村”的创校使命。
学校闻令而动。1968年12月6日，师生员工分为两路，迅疾北迁凤阳和滁县。转过年来，我就出生在凤阳县人民医院里。根据组织安排，1970年2月，安徽农学院在宿县紫芦湖设立总院，确立“一分为三、分散办学”的基本格局。不久，我们一家人就离开了凤阳、搬到了紫芦湖。
当年的紫芦湖，一片乡村景象。四面环水，一条宽宽的河把学校围在水中央，两岸满是芦苇与白杨。这里距离大泽乡不远，位于宿县城关东南8公里处。自古以来，这里蒹葭遍布，因其根为紫色、与众不同，故名紫芦湖。《诗经》里说“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每次读到这个诗句，我总觉得写的应该就是紫芦湖吧，不然，哪里还有以芦苇为名、如此富有诗意的地方呢？假如有一天能恢复古时旧貌，满湖都是紫色芦苇，那该是一幅多美的景象呀！
这里原本是个沼泽湖，大跃进时硬是挖出一条大河，湖水进了大河，中间就形成了湖心岛陆地。《安徽日报》曾发表评论《八亿、八亿、再八亿》：“上山可以捉猛虎，下海可以缚蛟龙，可以翻天覆地，可以移山倒海。一个、两个、三个8亿土方，算得什么！”毛主席问挖出的土往哪里堆？指的就是这个填湖造田的事。
湖心岛露出水面，满是盐碱荒滩。在这里摸爬滚打、白手起家，毕竟是艰苦异常的。这里地势低洼，盐碱水中不宜饮用的物质偏多。然而既来之则安之，大家做好了扎根一辈子的打算，拼命地干，几年下来，成绩斐然。新华社为此播发长篇报道《安徽农学院下迁农村开门办学》，对其来之不易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家级重要媒体纷纷转载。不过，这些辛苦与辉煌，小孩子是体会不了的。在我们的心里，紫芦湖却意味着另一番幸福的童年时光。
紫芦湖东西两座桥，联通着外面的世界。在孩子们幼小的视野里，紫芦湖显得格外大，除了房屋、操场，就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大人们忙工作，用不着为孩子们操心。社会治安很好，封闭的环境，任你撒了欢地奔跑玩耍，也不会有什么大风险。四岁前后，父亲给我做了一把小弹弓。我就拿着它和小朋友们一起成天出去玩，时常忘记回家吃饭。田野里很好玩，经常会遇到猫头鹰、野兔、乌龟和蛇之类，此外还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可以在树下拾到鸡蛋。城市里的孩子难有这种体验，在农村就有这点好处。当年虽说要割资本主义的草，但在学校里，家家户户还是都有菜园，种些蔬菜，养些鸡鸭。紫芦湖的鸡鸭，和孩子们一样自由，不用圈养，满地里觅食。离家远的时候，母鸡急了，来不及回家，就会在隐秘一些的树下嬔蛋。于是，这些蛋就会给我们这些在田间、树下乱窜的小朋友带来一些意外惊喜。那时生活清苦，平时吃的就是青菜豆腐和咸菜，能吃上鸡蛋已是一件极快活的事。每当我拾到鸡蛋，就如获至宝，喜不自禁地回家，叫祖母炒给我吃。
鸡是散养的，但每家每户都有鸡窝。一次路过学校东门附近房屋的时候，一只母鸡正好下过蛋，从窝里窜出来，涨红着脸，咯咯咯叫个不停，谨慎而神气的样子。往鸡窝里一瞧，有个鸡蛋！我伸手就拿了出来，喜滋滋地回家了。父亲见状，乐呵呵地问，鸡蛋哪里来的，我就和往常一样说了。父亲接着就问，是否还记得是哪栋房子、哪里的鸡窝？小孩子记性好，咋能不记得呢！父亲说，这是人家的鸡蛋，和田野里拾来的不一样，顺手牵羊就是偷，万万不可的。于是，父亲就牵着我的手，原路返回，找到那个鸡窝，把鸡蛋放回去。鸡的主人，和父亲很熟，觉得小娃娃拿个鸡蛋，不算什么，非要送给我，可父亲说什么也不同意。
那时的我，脸红得是不是跟那个刚下了蛋的母鸡一样？亦或是懵懂无知、毫无羞怯之意？如今的我已全然不记得了，但是那个鸡蛋却依旧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后来上学了、读书了，懂事了、明白了。廉绝则覆，耻绝则灭，蚁穴可毁千里之堤，邪莫如蚤禁之。《三国志·蜀书·先主传》里有一句话：“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这是刘备临终前告诫阿斗的。读到这里，我总会有些感动与感慨。在一千八百年前、德以化民的时代，以德名世的刘玄德竟自我评价“汝父德薄，勿效之”，这是何等的自律与严苛？英雄一世、奋斗一生，好不容易打下蜀汉基业，竟毫不犹豫举国相托孔明，可谓举重若轻。诀别之际，国可不恋，却谆谆教诲、心系阿斗，向贤德学习、守住底线、做个好人，此却不可谓举轻若重。君轻子重，堪称大爱；爱子若此，何以复加？父母之心，不求子女富贵与闻达，但求信廉与安康，如若落难、焦渴于途，好心人赐娃一口水喝，亦或足矣。刘备确是个好父亲，堪称家风典范！
我也有个好父亲、好母亲。“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父母都是身体力行以为榜样。那时母亲负责学校教学设备管理工作，面对厂家送礼和高额回扣诱惑，母亲却分文不取、丝毫不为所动。其时，我们家境并不富裕，应该说十分困难，很需要钱。姐弟三人都在读书，还有一个老祖母，一家六口人全靠父母两个人的工资过活。此外，还有一些亲戚需要帮助，经济上捉襟见肘。每当新学期开学缴费之际，我们姐弟常常要给学校写欠条，等周转过来再补交学费。为了维持生活，父母下班之后，就耕种菜地以补贴家用。种菜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尤其是夏天。父母的辛苦与忙碌，我们姐弟看在眼里，学习之余，也都自觉地跟着浇水、挑粪、锄地、捉虫……十几年的耕读生活，就这样日复一日熬了出来。
人之初，本无善恶，但生活却充满五色之惑。英国评论家邓宁格曾说，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这就是利润对资本的诱惑。人世间更有甚者，那就是权利对人性的诱惑。这种无尽的诱惑，无本万利，亦可不劳而获。资本都敢铤而走险、践踏人间一切法律、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那么，权利还有什么不敢呢？明太祖朱元璋登基，昭告天下“凡官吏贪赃满60两银子，一律处死，决不宽贷。”其在位31年，诛杀贪官污吏15万人之多。然而晚年的朱元璋也不禁感叹：“朕一心想要清除贪腐，奈何早上杀了，晚上却又有犯的？”新中国成立之初，贸易、财政系统成了重灾区，存在“严重的贪污行为”。面对触目惊心的调查结果，1951年12月1日，中央果断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之前的历次运动，毛主席一喊便灵，但是这一次“三反”运动却不灵了，“硬喊不起来”，于是中央决定“集中力量捉大老虎”。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的贪腐问题上，毛主席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由此举国震动。
没有监督的权利必然导致腐败。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一体推进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体制机制。我看可以称之为“两硬一软”约束机制。不能腐、不敢腐是制度上、法治上的硬约束：扎紧制度笼子，断绝可乘之机，努力做到不能腐；严明法治纪律，高悬威慑利剑，努力做到不敢腐。不想腐是道德层面的软约束：尊崇修身齐家，清明社会风尚，努力做到不想腐。再好的制度设计，总会有漏洞。面对漏洞的诱惑，是铤而走险、逾越雷池，侥幸挑战不敢腐的硬约束？还是洁身自好、守住底线，清心遵循不想腐的软约束？
选择前者，其结果必然是“整天提心吊胆，幸福感也确实不高，而且很容易得心脏病，睡不踏实啊!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在那儿打颤。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最后，钱怎么拿进去的就怎么吐出来，只是当了个保管员。”身陷囹圄、身败名裂，有什么好呢？太多的身边人、身边事，一失足成千古恨，不值得。
我觉得还是选择后者、不想腐的软约束好。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工作之余“陪伴家人、尽享亲情，清茶一杯、手捧一卷，操持雅好、神游物外，强身健体、锤炼意志，这样的安排才有品位。”
父母常说，粗茶淡饭，睡得安稳，半夜不怕人敲门。很感恩父母，良好的家风、家教让我受益终身。很感恩这个新时代，海晏河清、时和岁丰，可以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做一个有尊严的人。
责任编辑：徐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