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文言之沒落，非獨天不祚之，人禍乃要因也。胡適、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等予奪國是，天下靡從。他們有一個著名謬論：文言文為少數士大夫服務，為形式所束縛云，所以壽長必死。“滅漢扶洋”的幹將們企圖用西方之雞取代東方之鳳，將中國本土文化西洋化，他們誣衊文言文是“死文字”，不過是他們取締漢字的一個步驟而已。

胡適把攻擊目標瞄準文言文詞彙：

文言文裡有許多現在仍在通行的詞彙，同時也有些已經廢棄不用的詞彙（《胡適文集》第1卷，P310）   

一小部分詞彙過時不會導致文字死亡，毋寧說，“詞彙過時”是文字演化的一般規律，不可抗拒，任何文字都要篩汰陳舊詞彙，只要被篩汰的詞彙保持在一定數量之內就屬正常。下列詞彙，都是文言詞彙尚存活之證：

依依——出於《詩經》

組織——出於《墨子》

黃泉——出於《左傳》

人民——出於《左傳》

自責——出於《史記》

主義——出於《史記》

藝術——出於《後漢書》

上古——出於《易經》

文法——出於《史記》

平原——出於《左傳》

努力——出於《左傳》

咫尺——《左傳》

幽默——出於《楚辭》

意識——出於《北齊書》

社會——出於《世說新語》

實體——出於《中庸》

扶搖——出於《莊子》

樂觀——出於《漢書》

上帝——出於《尚書》

天主——出於《史記》

階級——出於《後漢書》

同志——出於《後漢書》

同鄉——出於《莊子》

海味——出於《白香山集》

石油——出於《夢溪筆談》

專利——出於《左傳》

水力——出於《七發》

契約——出於《魏書》

外交——出於《墨子》

移民——出自《周禮》

天府——出於《國策》

講座——出於《朱子文集》

校長——出於《史記》

角力——出於《禮記》

國防——出於《後漢書》

陸軍——出於《晉書》

交通——出於《史記》

比例——出於《陸放翁集》

剪綵——出於《李太白集》

上訴——出於《後漢書》

生物——出於《禮記》

衛生——出於《莊子》

地主——出於《左傳》

不朽——出於《左傳》

自治——出於《老子》

……   ……

下列都是文言文短語尚活的證據：

優哉遊哉——出於《詩經》

輾轉反側——出於《詩經》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詩經》

不念舊惡——出於《論語》

不亦樂乎——出於《論語》

一鼓作氣——出於《左傳》

道路以目——出於《國語》

百姓兆民——出於《國語》

勞則思，逸則淫——《國語》

美奐美輪——出於《禮記》

變色易容——出於《國策》

門庭若市——出於《國策》

纖介之禍——出於《國策》

何去何從——出於《楚辭》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楚辭》

杯盤狼藉——出於《史記》

以暴易暴——出於《史記》

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出於《左傳》

魑魅魍魎——出於《左傳》

挂一漏萬，實際上古文中的詞語今人仍用的何止千萬（“何止”就是文言文詞彙）。中國文言文的首要特徵就是被時代篩汰的詞彙微乎其微，完全不影響意思表達，准此，文言文才能夠薪火傳遞，一以貫之。相反，白話文“詞彙過時”現象有甚於文言文，洋文“詞彙過時”有甚于漢文（原因是較之書面語，口語變化更劇烈）。相對而言，文言文是最不用擔心“詞彙過時”的文體，它有著令人吃驚的穩定性——這一點後來胡適是看到了，所以他改變策略，把“文言文是死文字”，改為“文言文是半死的文字”。文言文的用典與修辭千年不變，違反了索緒爾關於“語言（文字）不斷變化”（參閱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的教條，所以胡適要將“不變”的文言文改造為“變化”的白話文。

文言文“活”的重要保證之一是中國士大夫把口語意義上的音韻（當代的音韻）與書面語意義上的音韻（古代的音韻）嚴格加以區別，以增強文字的耐久性。“音韻”包括三部分：

——一曰聲

——二曰韻

——三曰調

顧炎武說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莫不皆然，是從中國文字功能考量的。漢字從誕生之日起就與文學緊密捆綁在一起，而中國文學的主要特徵之一就是求音律美。中國的音韻學從來都不屬於純語言學範疇，可以說它附屬于文學。顧炎武說的並不錯，不懂音韻學就不懂中國文學，但絕對不能因此抹殺漢字的表意本質。許慎總結出的訓詁學“以形索義”的原則，指出漢字“厥意和得而說”（這一見解非常了不起）；劉熙從字源學方面總結出 “音近義通”的規律，皆近於詣極，對古文字之種種疑問，讀之而渙然水釋，這些至當之理久已膠結于文人之心。然而偏偏有人說他們的學說缺乏科學性，說什麼古代是“科學的童年期，幼稚自不待說”（陸宗達《談訓詁學的理論建設》）。有人對古代文獻至今仍有令人費解的詞句耿耿於懷，把這也歸於文言文“死文字”之證，陳獨秀讀到幾個反映古代奴隸的字便望文生義，企圖證實“亞細亞生產方式”之存在（參閱《實庵字說》）云，議論多失之誣。漢字的模糊性不是中國古人愚蠢造成的，相反，這種模糊所產生的美正是中國先人所期待的。有一部分死結屬於原文訛誤，漢字書寫免不了出錯，如“伯于陽”乃“公子陽生”之誤（《公羊昭十二年傳》），“三豕渡河”乃“己亥渡河”之誤（《呂氏春秋•察傳》），加之“史諱舉例”也造成一些混亂。不過這一切都不構成古文是死文字的證據，因為它們都是個案。就漢字而論，許慎、劉熙的水準絕不會在現代任何一位大家之下。現代人的訓詁學的“科學理論”根本無法與許、劉並論。癥結在於，語言學不屬於科學，至少語言學中有許多東西溢出了科學，不用非理性的手段研究之難得正果。

中國音韻學可以分為四個時期：

A 古音階段（西周至東漢）；

B 韻書前期（東漢至隋）；

C韻書後期（隋至元）

D北音期（元至今）

戴震、陳灃等堅決不使用受梵文影響的“守溫字母”，一班則墨守《廣韻平水韻》，拒絕新韻書《中原音韻》。戴震、陳灃、一班並非保守，他們是在維護古音韻的純潔，保證古典文獻傳世。眾所周知，至唐，中國韻文學達到高峰，創造出燦爛的唐詩，如果音韻學總是以新代舊，唐詩就會因不合新韻而變得索然寡味。不斷發展變化是必要的，但其意義只局限於口語（因為口語總是隨時代而變）。確實中國音韻學是受到梵文影響才產生守溫字母，受到羅馬字啟示才產生音素概念，受到滿文影響才產生“合聲反切”——這些都豐富了中國音韻學，但借此攻擊中國古音韻學有缺失至為無理。

許多研究語言者就是以語音為判別語言死活的依據，語言學者張世祿是這樣說的：

語言有活語死語之別：現今行用，尚留存於口耳間者，謂之活語；否則，僅恃書本之記載以推知之者，謂之死語。蓋古人之語言，已隨其人而死亡。邈焉不可複矣；吾人對之，實有可望而不可及之慨，將若何研究之。夫實際之活語，雖在窮鄉僻壤，猶行用於人世間者，固無不可依描寫語音學之方法，一一而識別之。至於以往之死語，某字也何讀？某語也何音？既不能起古人于地下而問之，又將何以知之？

（《中國文學》1944年第一卷第一期：《中國歷史語音學之方法》）

按照張氏之說，絕對的“活語”幾乎不存在，因為口語變化週期很快，待你研究它，它已經變了。而“死語”也不必像張氏所說那樣非要“起古人于地下而問之”，今人讀四書五經、二十四史根本不必“起古人于地下”，完全可以琅琅上口地讀。對於口語而言，死、活沒有任何意義，它不過是一種稍縱即逝的音波，如同時間，我們能說“活時間”、“死時間”嗎？有意義的是文字——因為文字可以滯留人間，久留之物方存在死活問題——而文字之死活，固然包括今人能否識別其讀音，更在於今人能否斷定其意義，能否讀得懂它，能否從中汲取營養，溶入今人的語言之中。可以自豪地回答：古漢語能！

按照胡適的邏輯，壽命越短就越是“活文字”，壽命越長越是“死文字”。論據枯窘無力，極難說人。文言文修辭手法不變，乃活之表徵，非死之證據。“活”不是“活著”而是“活下去”。“活不下去”才表明死。文言文被不同時代士大夫共用不正是活的表徵嗎？

被取締派咒駡的“死文字”多是現在仍流行的詞彙。詩經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四個詞彙中三個是今天的常用詞（“窈窕”、“淑女”、“君子”）。顯然不能斷定它們已經僵死。胡適所說的“活文字”其實不過是“時尚詞彙”而已。翻閱胡適著作會發現大量似活實死的文字，如“春間”、“底本”、“得著”、“深沈”（出自胡適《白話文學史》，嶽麓書社1986年版）都是當時的時尚詞彙，如今誰曉其意？——這也算是對胡適的莫大諷刺吧。

許地山也是個文言文死文字論者，他對文言文死文字的論證幾乎與詭辯等同，荒唐至極：

主張視覺型文字的人們以為拼音字隨地隨時改變，結果會令人數典忘祖，後人不能讀先人之書。不錯，不錯，這種缺陷，不但在拼音字上發生，即如在表義字上，也是如此。平常的中國人有多少能讀唐宋底文章呢？有多少能讀漢魏六朝底文章呢？又有多少能讀四書五經諸子百家呢？要知道讀書，不只限於字形的變遷，寄寓在文字裡頭底概念也無時不在變遷中。今日的“之、也、焉、於、乎、哉”與各個字最初的意義大不相同。

（《國粹與國學•中國文字底命運》）

這是典型的混淆是非：漢字與拼音字都是變的，所以，漢字拼音化不會導致中國人數典忘祖，不拼音化中國人也會數典忘祖，因為今人沒有多少人讀得懂古書。許氏沒有弄明白“讀懂”兩個字的含義，“讀懂”的意思是“能讀懂”，而非指每一個人都懂。我們說埃及的聖書文字是死文章，是因為它的語法規則與字義不為今人所知，所以根本不能讀懂。中國古文完全不同，通過學習古修辭學與小學，古文的書寫規則與字義完全能為今人掌握。至於“之、也、焉、於、乎、哉”的最初意義，知之（讀訓詁的書即可）更好，不知亦無妨，至少在一兩千年時間裡，這幾個字的字義是沒有大變化的。

也有把用典與修辭當做古文已死的證據的。用典乃文言文之重要特徵，至今文言典故仍殘留於日常寫作或會話中，中國人仍在使用諸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欲速則不達”等文言短語，為的是活絡文脈，增輝文章，絕不是因為窮于創造。用典表明的是中國士大夫的襟懷文識，通過用典以表先賢之功，使優秀文字流芳千古，人死而字仍活。西方偉人因所謂的精神思想而長存，中國偉人因道德文章而壽世——都是獎掖機制。文言文非但未因用典死，反而因用典活。東方審美追求永恆價值，寫百年事，用千年典。如果把死文字定義為“與今天隔絕的文字”，那麼用典反其道而行之，是貫通古今的；如果把活文字定義為“過去的文字今日仍不失其意”，那麼用典正是保證“不失其意”的有效手段。

胡適抓住阮元關於文言文修辭功用為便於記憶的觀點不放，以為得到把柄，以阮元的觀點為自己張勢，企圖告訴人們，文言之流行不過是為了便於記憶而已，忽略了阮元道出的另一實情——經過對仗、音律處理的文言文不僅“便於記憶”還起到“無能增改”的作用，“無能增改”的文字當然可存於久遠（不死）。如果漢字也像西文那樣迎合時尚，想必與西文一樣，後人一定讀不懂前人文獻。所幸不是這樣，中國歷史是用統一文字記載的，是一種真正的連續文明。

胡適追慕八世紀中國的“佛教革命”，慧能和尚是這場革命的領頭人物，慧能突出的主張是去掉繁瑣的修行，坐禪頓悟，立證佛性，喊出“打倒一切文字障與儀式障”的口號（據說慧能本人目不識丁）。拘泥於佛教經文固然不好，然而像慧能這樣不要“儀式”更其糟糕，慧能的激進主張對後人的影響非常惡劣，導致審美混亂。那些看似“障”的“儀式”正是讓漢字保持鮮活的條件！“障”不是桎梏而是避免漢字死亡的保證。胡適及與胡適同時代的文人寫過許多散寫的無對仗、無音律的所謂“新詩”（如胡適的《嘗試集》），由於這些“新詩”省略了“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的步驟，多不能流傳，墨蹟未乾已經速死。

雅文字流傳久遠，俗文字則多為一現之曇花。諸子之文長盛不衰，就是因為大手布篇如星，采華若英，將方言凝練為雅言。漢王充寫過不少雅文字，也寫了不少俗文字，結果雅文字——如《論衡》——流傳下來，用白話作的俗論——如《譏俗節義》——散佚無存。胡適的《白話文學史》竭力讚美漢樂府民歌，卻不得不哀歎，白話樂府作品十有八九已經散佚。據說西漢司馬相如也寫過一些白話文作品，然而遺澤後世的都是文質彬彬的賦，那些白話文早已不見蹤影。難於流傳的漸漸變為“死文字”；易於流傳的到今天仍富於生命力。按照這個規律，現代的純白話，過不了太久，就會變為陌生符號，不為人識。

中國的文言文可以縱貫歷史，橫連九州，千年之後，其意如初。胡適深諳此情，卻故意歪批這種現象，把不同時代遵守同一寫作規則視為“保守”：

……前天有個學生來問我道：“西洋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的文學；一個時代的文學總代表那一個時代的精神。何以我們中國的文學不能代表時代呢？何以姚鼐的文章和韓愈的文章沒有什麼時代的差別呢？”我回答道：“你自己錯讀了文學史，所以你覺得中國文學不代表時代了。其實你看的‘文學史’，只是‘古文傳統史’。在那‘古文傳統史’上，做文的只會模仿韓柳歐蘇，做詩的只會模仿李杜蘇黃：一代模仿一代，人人只想做‘肖子肖孫’，自然不能代表時代的變遷了……”

（《白話文學史》，嶽麓書社1986年版，P12）

把皇皇文統說成“一代模仿一代”，極盡歪曲之能！西洋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的文學，中國所有的時代有一個共同的文學（“姚鼐的文章和韓愈的文章沒有什麼時代差別”），這正中國文學了不起之處，中國優秀文學作品追求的是永恆價值，永恆價值只有一個。肖子肖孫，斯為中華！

錢穆說：

詩、書、論、孟、老、莊、，為中國兩千年來學者盡人必讀之書。即在兩千年後止今日，翻閱兩千年前之古籍，文字同，語法同，明白如話，栩栩如生，此何等事！

（《中國文學論叢》，三聯書店2002年版，P2）

胡適推崇《水滸》式白話，以其為白話之楷模（主張“水滸白話”應與“歐化白話”雜交），瞿秋白比胡適更激進，他推崇純粹白話（即時尚白話）——不能夾雜些許雅語，他甚至把《水滸》、《紅樓夢》也定為“文言文死文字”：

白話文學運動發展之後，一般“新文學界”往往以為《水滸》、《紅樓》的白話，就是所謂“活的語言”。其實，這是錯誤的見解。……現在一般禮拜六派和一切用章回體寫小說的人，其實是用“死的語言”——鬼話。這種舊式白話的確是活過的語言，但是，他現在已經死了。

（《鬼門關以外的戰爭》，《瞿秋白文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P642－643）  

為張一己之說，把《水滸》、《紅樓》等所用的語言罵為“死的語言”，一向推崇《水滸》的胡適竟未予反擊。看來，污蔑文言文為死文字的人詆毀漢字，已無暇顧及邏輯了。

中國人至今仍然喜愛《水滸》、《紅樓》這就是對胡適謬論的最好批駁，就是文言文未死的有力證據。

辜鴻銘曾明確批駁過“文言文死文字”說：

所謂死語言，應當像歐洲今天的希臘語和拉丁語一樣，不再成為現行的語言。從這個意思上講，今日中國的文言或古典漢語並非是一種死語言。……在目前的中國，此時此刻，不僅所有的公文，而且所有的公共報紙（除非微不足道的部分例外），都是用文言或古典漢語寫作和出版的。

（辜鴻銘《反對中國文學革命》，《辜鴻銘文集》下卷，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P254－255）

允哉允哉，辜氏之言！惜哉惜哉，國人未納！

一方面如辜鴻銘所說，文言文未死；另一方面，歐式白話如同飽漢之屁，早已聲消味散。胡適們的喧囂既遮蓋不住《紅樓夢》的光輝，也遮蓋不住司馬李杜的光芒。文言文長壽，這一點外國人都發覺了，本傑明•史華慈說：

白話文成了一種“披著歐洲外衣”，負荷了過多的西方新詞彙，甚至深受西方語言的句法和韻律影響的語言。它甚至可能是比傳統的文言文更遠離大眾的語言。 

（本傑明•史華慈《〖五四運動的反省〗導言》， 《五四：文化的闡釋與評價——西方學者論五四》，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P9）

精言妙語，足可隅反。中國的事情與史華慈沒有利害關係，可以認為他的話是客觀的。歐式白話文比文言文更遠離大眾——中的心矣！一位相聲大師挖苦過不倫不類的“歐式白話”。歐式白話的最大弊端就是無法避免詞彙或短語重複。西語表達愛意除用“LOVE”別無選擇，以至於雪萊不能不氣憤地說，有一個字常被人濫用，我不想再濫用它，這個字就是“LOVE”。歐式白話挪至漢語自然洋相百出，因為它擯棄文言文精華，脫離了中國的文統。中國文化歷史悠久，加之文言組詞靈活，一般不至於發生重複的情形——當然用典不算重複。文言精粹短語教人志則兼濟行則獨善，內深藏而外華美。這些要言妙語或出自碩儒之思，或成于才子之手，措詞寄興，抑揚去取，無不妙絕，不可替代。經久之下，中國人形成自己獨特寫作風格。關於這種風格之形成，錢穆做了如下解釋：考孔子所謂“學”者，亦重在熟諳掌故，明習禮文”。（錢穆《國學概論》，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P37）

劉師培也指出過：

周室既衰，史失其職，官守之學術，一變而為師儒之學術。集大成者厥唯孔子。”

（《孔學真論》）

錢穆與劉師培所言不虛。自孔子創儒學始，中國人重在習文，不在格物，特別注重“掌故”，注重審美。此法固有其弊，然而中國文學亦因此而昌。劉勰說作者曰聖，述者曰明，把“作”置於最高位，然而中國歷史上卻沒有幾個稱得上“聖”，絕大多數作者都在“明”之列，都以“熟諳掌故，明習禮文”為能事。因此，中國人在格物方面漸漸落後于世人，而在文學審美方面卻始終領先於世界。

中國文學處於世界巔峰的最主要原因是漢字與文言文經久不衰，世界上與漢字壽命差不多的文字都已經死亡，只有漢字仍存——這使崇洋媚外的胡適很惱火，消滅漢字不成，只好把氣撒在文言文上，散佈謬說：中國文化僵死，科學落後概源於僵死的文言文！

解構派幹將陳獨秀比胡適富於獨立思考精神，他的言論有時比胡適含有更多的理性成分，比如他斷定“文言文是死文字”的思考角度就與胡適有所不同，他是從文言文有礙於科學發展的角度論證文言文是“死文字”的（有一定道理）。張護蘭對陳的觀點做過如下總結：

以中國現在之文字，學世界現在之科學，欲其進步，殆絕不可能之事。蓋吾國文字，乃古時之文字，惟宜對古人用之，不宜用以求今之科學也。……如何而後可以使言文漸相一致……

（陳獨秀《附張護蘭書》，《獨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P711）

在西方，有牛頓為寵物狗與貓各開一門的笑聞。張護蘭吸取了牛頓的教訓，順風扯旗，讓科學與文學同走一門——白話之門。本來，在書寫文體上科學儘管走“俗門”（白話文），高雅文學儘管走“雅門”（文言文）。“學世界現在之科學”儘管走敞開的“俗門”就是了，與“雅門”並無牽扯。文字功能是多種多樣的，即使西方，表現文學與表現科學也是使用不同的文字，何況漢語本來就分口語與書面語。書面語表達科學不利，改用口語就是了，何必把書面語表達文學的權利一併剝奪。張護蘭之輩把不相容的兩樣東西放到一起，統而論之，然後說“以中國現在之文字，學世界現在之科學，欲其進步，殆絕不可能之事”，先發矢而後指靶，詎能服人？

陳獨秀、張護蘭等人的謬論在一定程度上緣于學界翻譯西方學術著作時的失誤。翻譯西方學術著作本該走“俗門”，卻誤入“雅門”歧途，以直木做輪以曲木做桷，事與願違。正確的做法是讓文學文體、科學文體、俗文學文體共存。“古時文字惟宜對古人用之”，這完全是激進派的臆斷，連主張歐洲中心主義的語言學權威索緒爾都承認：一個符號在語言系統中被確立後，個人是不能對它有任何改變的（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P104）。索緒爾的這個說法是對的。語言文字不是靠“個人”能改變得了的，“個人”對文字的一切改變都屬於破壞（文字可以不斷完善，但不可以人為改變）。它是在全體認同基礎之上確立起來的。事實上，胡適、陳獨秀、張護蘭千方百計詛咒漢字，卻無法從根本上動搖它，甚至不可能從根基上動搖文言文（文言文遲早會復興）。可見，“文言文已死”之歪論完全出於文言文體難以很好地表達科學這一事實，未考慮還有折衷之路——用文言文表達高雅文學，用文白混合文體表達通俗文學，用白話文體表達科學。果真如此，文學、科學庶幾可以共昌。

中庸平和，反對極端歷來是華夏文化精髓。《傳》曰：“不夷（伯夷）不惠（柳下惠），可否之間”。如果人皆不食周粟，坐懷不亂，香火豈不早已斷絕？

胡適、陳獨秀、張護蘭詆毀文言文基本屬於個人行為，一般來說個人不可能改變語言文字，然而，當他們的謬說深入人心，獲得大眾認同，性質就會發生變化。待到多數人都不知道文言文為何物甚至以文言文為壑，久而久之，文言文會真的變為死文字，中國五千年文化就可能戛然而止。

抒情則詩，記事則史，說理則論。文言佳篇無意不遂，無美不附，讀之美如林籟。萬物生死有其定規：高者為生，下者為死。文言作品只存留“高者”。中國的文言經典皆“高者”，雖萬年亦不死也。文言文是世間惟一長存數千年的文字，中國文明是世界惟一以同一種文字記錄下來的文明。歲月不居，時節如流，華夏歷史從無中輟，文言文功不可沒。

每想到文言文正漸漸從我們的生活中淡出這一嚴峻現實，未嘗不血沖於頭，汗發於背，哀歎出於口。烏呼！有撥亂之能，無繼絕之力，欲歌無弦，欲哭無淚。我何以能？起死文言，回生國粹，不亦難乎！（王文元《漢字正見》）

责任编辑：李青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