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琦、孟云飞/文

公元644年，时维李世民御宇廿载。太宗治下，政治昌明，民生富足，文化繁荣，时局安定，史称贞观之治。唐太宗李世民颇好诗书。在书法上，他推崇王羲之，并亲撰《王羲之传赞》一文，将其书风确立为至高的审美典范。自此开始，唐人上行下效，学右军之风于是滥觞贞观年间。

是年，孙过庭（646-690）出生，得名虔礼，他生于陈留（今河南开封），郡望富阳（今浙江杭州西南）。彼时，初唐四大家业已身居要职，声名在外，而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薛稷四人几乎都以真书名世，习右军草法而闻名者甚少，似乎上天刻意要在王羲之书法的继承上，为孙过庭留下一席之地。

与欧阳询、颜真卿等显贵巨擘不同，孙过庭的一生仕途坎坷，关于其生平也是众说纷纭，他的故事散落在寥寥的文书简牍之中以及好友陈子昂为他撰写的墓志之上。在历代名家考据下，能够得以印证的是，孙过庭年近四十方才出仕，而官不过率府录事参军。出仕未久，虽有机会以太子旧臣的身份面圣，却又因时局变动，沦为废帝旧党，无奈惨遭革职罢官客居洛阳。

去官之后，孙过庭的物质生活日益困苦，但他却愈发勤勉积极，不为俗务所扰，浸心于书法艺术，他兼修真、行、草，尤善草书，曾自叙道：“余志学之年，留心翰墨”、“极虑专精，时逾二纪”。正如好友陈子昂所说，他“养心恬然，不染物累。独考生命之理，庶几天人之际。将期老有所述，死而不朽。”于是，在赋闲以后，孙过庭开始了《书谱》的创作，从其自述来看，《书谱》大约开始写作于他逾不惑之年。这部著作寄托着孙过庭余生的意义。惜乎好景不长，创作并没能延长孙过庭的生命，在公元690年，也就是创作开始的大约三年后，孙过庭便因突发恶疾暴卒于洛阳植业里客舍，其《书谱》也未及完成，殁年不过44岁。

一、《书谱》的艺术特色

作为孙过庭一生绝唱之《书谱》，始作于垂拱三年，即公元687年。草书，纸本，全文总3700余字，共351行，真迹以长卷装裱，铺展全长约九米，自唐宋以来，著录有序，曾为宋内府、清内府所藏，收录在《宣和书谱》、《石渠宝笈》中，卷首有宋徽宗题签，并有徽宗、乾隆等历代藏者钤印，曾为故宫博物院旧藏，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书谱》是书法史上罕有的书文并茂、词翰双绝的作品，不论是在创作上还是在理论方面，都显露出峻拔刚毅之气象。因其书写恣肆宏美、说理鞭辟入里，为当朝乃至后世所传颂临摹，有垂范之效。

首先，从孙过庭《书谱》的书法艺术特色来看。由于草书是从隶书快写或是省笔流变而来，因此其诞生之初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在草书的发展过程中，实用性缓慢消褪，艺术性逐步上升，在褪去了日常实用性和非功利性价值后，作为一种艺术门类，其创作的自觉性才终于显现出来。至于东晋年间，王羲之使今草趋于定型并走向成熟，而到唐朝中期，盛世之下，颇具浪漫主义气息的狂草盛行，铸就了草书这一艺术书体的鼎盛高峰。

孙过庭的《书谱》被认作是今草中至为优秀的范本。从技法上来看，《书谱》汲取了王氏一门草书的精髓，可称为“二王”草书的嫡系传承。一如张怀瓘评价：“博雅有文章，草书宪章二王，工于用笔峻拔刚断。”另如《宣和书谱》中所说，“文皇尝谓过庭小字书乱二王。”又如米元章《书史》中评议，“孙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近代以来，沙孟海、启功等书坛耆宿亦对《书谱》品评颇多。从大历史观的角度看，孙过庭的《书谱》上承二王一脉法度严密、清隽坚毅的今草书风，下启盛唐时期浪漫飞动、纵横捭阖的狂草时期，其风格影响承启千年，时至今日仍引人竞相效仿。

就用笔来看，孙过庭合而运用了二王的用笔特点，将羲之与献之草书的用笔手法深度临摹化用，秉持述而不作的态度，并没有更多地偏离或创造，有些字的笔法和字形，能在十七帖上找到原型，足以见其纯粹。《宣和书谱》中称其：“作草书咄咄逼羲献。尤妙于用笔，峻拔刚断，出于天才，非功用积习所至。”孙过庭也在文中对自己所推崇的笔法进行了总结，提出了“草贵流而畅，章务检而便”、“草以点画为性情，使转为形质”等观点。意在指出草书用笔应当流畅灵活，婉转纯熟，重于笔画所表现的情感，彰显的变化。

观摩此卷中的用笔细节，足可以看出，孙过庭对于笔画间的起伏变化把控得细致入微。尽管孙过庭喜好落笔迅速，往往露锋，然后迅速铺毫，看似容易，实操甚难，稍不留意，则显得轻浮。要在铺毫后，始终能保证写出“面”的感觉，纤细的点画也要体现用笔的力道，于单字中还可看见用笔跳跃且连贯之势，在行笔中格外重视抑扬顿挫、有疾有徐，于法度中极尽灵动之可能。孙过庭的控笔能力极强，在笔画中往往按中有提，圆中见方，尤其是在转圜之处，用笔调锋巧妙，凌厉时则千石万壑，润泽处便高山流水，刚健婀娜。还有上下笔衔接之处，笔毫端的细微变化，妙不可言。字字之间的笔画牵连布局精巧，犹如山石松柏，各成一派，又融会贯通，为行文中的若干破锋之处平添了几分艺术旨趣。

就结字来看，孙过庭的《书谱》整体望去平正工稳，细致观摩奇崛灵动，通过高低错落的架构安排、上下左右的开合调整、字体重心的重新分布，营造出了形断而意不绝、相伴相生的气韵。尽管字与字之间的形态各异，但其中气脉相连，充满张力和动感，在整个过程中体现了孙氏完美的结字。姜夔在《续书谱》中说，“草书之体，如人坐卧行立，揖逊忿争，乘舟跃马，歌舞僻踊，一切变态，非苟然者。”此语正能恰切地形容《书谱》。

另外为人所称道的是，孙过庭注重书法用笔结字与自然界意象之间的联系，书谱中有用词“悬针”、“垂露”、“奔雷”、“坠石”、“鸿飞”、“兽骇”等类比，将用笔现象和结字手法转化作生动具体的物象，从而使这些平面的点线笔画焕发出勃勃生机。而孙过庭自身也认知并实践其书学理论，书写贵在取法于自然百态，从日常观察和生活经验中汲取营养，用笔墨在纸绢上倾注，使之凝结留存，从而得到鲜活灵动的艺术。他将这一释放性灵的书写理论，实践化用到了《书谱》的艺术创作当中，正如他自己提出的“通会之际,人书俱老。”是一种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状态，我们由《书谱》中可见一斑。

二、《书谱》的理论价值

从《书谱》中所提出的书法创作理论来看，孙过庭对书法的本体论、书法的发展观、书法的创作论、书法的风格论等几大方面进行了充分的阐述。

就书法的本体论而言，孙过庭明确指出了书法既是记录语言、阐明文字的工具，也是具有表情达意和礼乐教化作用的艺术载体，将过往混淆在一起的两种书法的功用区分开来。孙过庭认为，欲使书法达到抒发性情的境界，所必需的重要条件之一，便是创作者的心性跻身极高的审美层次，而要实现这一点，最直截了当的方法则是“宗匠”，即效仿王羲之。在孙过庭眼中，羲之书风虽为一门，但在不同作品中，为迎合旨趣，风格呈现却是千奇百变、瑰丽多姿。在学习王羲之的后世书者笔下，王羲之书风可为其所用，在不同的颜色性情驱动下，变换作千姿万态，成就自己的风格。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孙过庭认为，王羲之作为书史上的一座高峰，站在这位巨人的肩膀上，方能有所成。

在此基础上，孙过庭将书法的抒发性情之特性与中国古典诗歌和哲学相联结在一起，借先贤大哲之论，从混沌中将书法艺术创作的自觉性揭露出来，强调书法艺术的写意性、哲思性，是为里程碑式的论断。另外，孙过庭还对字体与书法艺术的关系、书家对于书法艺术的意义等先前空白的领域进行了阐释。在书法学习的整体观方面，他认为学书要做到“兼善”。正所谓“熔铸虫篆，陶均草隶”，以此才能实现触类旁通，融会贯通，理解文字书写与万物相通的奥义。在书法评判的方法论方面，他对钟繇、张芝、王羲之、王献之等书史上极富代表性的书法家进行举例分析，深度研习他们的不同作品，精辟概括了一套系统化的评判标准，历史性地引入了对于书家性格、习书年龄、学书态度、品质修养等相关因素的考量。

就书法的发展观而言，孙过庭倡导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质”与“妍”的变化。南朝书家盛行“今不逮古，古质而今妍”的言论，认为“妍不逮质”——“四贤”中钟繇、张芝质朴、古拙、雄浑的书风要胜于羲之、献之妍丽、秀美、清逸的书风。对于这一观点，孙过庭在《书谱》开篇，便纵观千百年来书法艺术的发展规律，一扫前朝荒秽。他认为时过境迁，不同的历史环境可以催生出各放异彩的艺术形式，书法艺术作为时代的反映，“质”与“妍”的关系伴随历史发展时代潮流而不断发生变化，两者并无优劣之分，只不过是时代发展审美风格转换下两种不同的结果，正所谓“质兴妍易，物理常然”。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向上发展的，学书者切忌食古不化，而要与现实条件相应和，在效仿好前人法度的基础上，不能画地为牢、作茧自缚，而应积极创新，拓展进取，以求“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的境界和“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方法，以此方能指导进步的创作实践。

就书法的创作论而言，孙过庭认为创作构思要实现物我融合，而在书法的学习过程和创作条件方面则分别提出了著名的“三时论”和“五乖五合论”。从孙过庭的视角来看，书法的学习积累几乎需要穷尽一生的精力，方能达到融通的境地，为实现这一目的需要对规矩章法进行千锤百炼的规训磨砺，只有将法度熟化于胸中，才能实现“精熟”于手，心手无间，游刃有余，从心所欲，以求“人书俱老”的境界。“五乖五合论”则就偶然兴发的创作提供了具体条件参考。在“时”、“器”、“志”三个方面的理解，孙过庭格外重视主观因素的“志”，认为其在三者中需占得头筹，这源于书法的艺术性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创作者对个人情感的抒发，书写者饱满充沛的精神状态于一幅成功书法作品的创作来说具有决定性作用。所谓“得器”就是“纸墨相发，四合也”。“得志”说的却是创作活动过程中愉悦自身的体验，和创作结束后心理层面的成就感，以及作品达到预期甚至超乎预期的效果，带来心灵情达。这其中的书学观饱含了孙过庭的审美理想与人生价值观，泯规矩于方圆，内化情感、知行合一。大而言之，“得志”也是艺术的最高境界，“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由境界。不是漫无边际的放肆，而正是掌握了深刻规律后的得心应手、笔随意转、出神入化、道法自然。

前文有述，孙过庭在草书技法上体现出下笔迅疾，运笔中疾徐整饬、张弛有度，用墨浓枯富于变化等特点，这与他提倡的理论观点准确相符，即“留不常迟，遣不恒疾。带燥方润，将浓遂枯。”而在孙过庭眼中，理想的作品效果和杰出的作品风格除了要处理好笔法、章法上的外在表征外，更重要的是要彰显内在的“质”，一幅饱满的书法作品的创作应“务存骨气”，“骨气”是创作过程中应当恪守和追求的核心价值，这与盛世之下所形成的普遍的艺术价值观达成了一致，也反映了中华民族对艺术作品贯通千百年的共识。

结语

《书谱》作为一部足可在书法史上彪炳千秋的重要作品，为后人垂立世范，时至今日仍被一众书者和学者奉为圭臬。这部中国书法理论的奠基之作，以远过同时诸家的精微理论，深具二王遗风的浩荡笔法，在古今中外获得了不可取代的地位。《书谱》之纸本墨迹流传至今，已是我国书法艺术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瑰宝，散发着耀目的烁烁光芒。《书谱》之书法理论承上启下，以之为枢纽，开启了书法创作的另一个时代，有唐以来，不计其数的学书者从其中吸收了理论的滋养和法式的熏陶，为书法创作实践提供支撑。不论是同时期的张怀瓘还是南宋姜夔、明代项穆、清代冯武、包世臣等人，都从《书谱》中撷取颇丰，同时为《书谱》中理论见解的深化和阐发作出了积极贡献。在中华民族书法艺术的赓续发展中，近代以来，沈伊默、朱建新、马国权、沙孟海、启功、谭学念等学者名家对《书谱》进行了考据、注解、评析等或是专精或是全面的研究，不断有极富学术价值的著作或是文章涌现，延续了《书谱》的生命力。近年以来，随着我国的发展建设进入了新时代，人民群众对于文化艺术的要求更高、需求更多，对于《书谱》的研究发展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在不断深入和细化的研究中，《书谱》的价值被充分挖掘，在书法创作、书法理论、语言学、文字学、文学、哲学等诸多领域焕发出更加耀目的光彩。

文化既要有形又要有质，在前人将书法之形提高到一定高度的基础上，《书谱》时机恰切地将书法理论和盘托出，升华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地位。此后千百年间，历代书人和学者围绕着《书谱》继承和发展出更加丰富的实践和理论体系。尽管距离《书谱》的创作已经过去了一千三百余年，但《书谱》的“骨气”依然昂然屹立于九米长卷上，为世人所景仰观摩，其形神不灭，皆灿然于世，孙过庭“老有所述，死而不朽”的夙愿得到了圆满的实现。（转编自《中国民族博览》2022年1月）

责任编辑：李青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