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 继 红
2020年1月，北岳文艺出版社推出卫洪平先生编著的《张瑞玑先生年谱》。以我的浅见，这是有关清末民初山西文化人的第一部专业特征鲜明、内容极其丰富的年谱，有开创之功，真是可敬可佩，可喜可贺！
《年谱》问世，我友刘永杰先生得讯，欣喜异常，在疫情肆虐的春天，特别约请作者卫洪平先生到他的府上见面，对出版《张瑞玑先生年谱》当面表示祝贺，并就完善此谱提出宝贵建议。我有幸侧身其间，得闻二位高见，受教良深，愈觉《年谱》可读可味。
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时期，群雄并起，思想活跃，潮流翻卷，泥沙俱下。那个时候，山西军界、政界的人物就不用说了，文化界的名人，如洪洞王轩、张铁生、张瑞玑，乡宁杨笃、吴庚，晋源刘大鹏，代县张友桐，太谷曹润堂、赵铁山，定襄牛诚修，平陆张贯三，芮城景耀月，榆次常赞春、常旭春，沁水贾景德，晋城郭象升，忻州梁硕光，河津李亮工，猗氏（今属临猗）王用宾，安邑景梅九，汾阳田润霖，等等，可称一时之选。他们对山西文化的贡献，影响深远，至今被人称道。
张瑞玑先生（1872—1928） 张瑞玑先生年谱
列数上述晋籍文化界名人，张瑞玑先生的学术成就并非最显赫者，其中杨笃、王轩编纂了中国名志光绪版《山西通志》；郭象升是民国时期古文派的殿军，有《古文家别集类案》《文学研究法》等著作；常赞春、常旭春、赵铁山是书法界的魁首；贾景德是诗坛盟主。然而，当时山西，乃至国内政界、文化界，无论识与不识，无不敬佩张瑞玑其人。1928年，张瑞玑去世后，辛亥革命老人、文化界泰斗章太炎先生亲制《墓表》，有云：“（张瑞玑）善诗书画，自谓书不如画，画不如诗，诗不如其为人，盖笃论云。”由此，忽然想到晋人对清初傅山先生的评价：字不如诗，诗不如画，画不如医，医不如学，学不如人。清末民初，张瑞玑之为人，傅山之俦也。他们都身处改朝换代、社会剧烈动荡的历史时期，都表现出英勇无畏的精神，高超的见识，都做出义薄云天的惊人举动。
我以为，张瑞玑，国士也。
所谓“国士”，即心怀天下，舍身为国者。见证“国士之心”，一定是在天下动荡、民不聊生的关键时期，挺身而出，为生民请命，为天下开太平，推动历史进步。张瑞玑就是这样的国士，立德在先，立功、立言俱有，倒是其次的。
张瑞玑怀“国士之心”，首先是以国家为重，敢自我革命。他生于晚清时洪洞县的儒学世家，23岁中举，32岁考中进士，35岁始任陕西韩城知县，后依次在兴平、长安、临潼、咸宁等地执掌县印，尤其以文章受知于陕西布政使、大文豪樊增祥，治绩显赫，清名远播，是当时的名县令。其挚友猗氏（今属临猗）刘盥训曾撰《老衡事略》说：“陕西绅民不信服大吏，唯信服君，有第一循吏之称。”然而，面对晚清的社会衰败，张瑞玑怀救国之心，创办报纸《龙门报》《兴平报》《兴平星期报》等，宣传新知识、新思想，且不避嫌疑，与革命党人景梅九、胡景翼等密切交往。李金铭编著《辛亥人物景耀月》记述：“自同盟会成立后，革命之势已是水到渠成了，军民加入者尤多，以山西同乡之谊，但做官的却很少参与。（景）耀月动以同盟会宗旨，甚合张（瑞玑）意，同有反清之心，便以宰官身份宣誓加盟。”张瑞玑以知名县宰而参与革命，以致时人“目咸宁县署为革命机关”，在晚清官僚中，实属凤毛麟角，非有胆有识、爱国心切者，何达此境。
1911年10月22日（九月初一），陕西革命成功。张瑞玑之子张小衡在《先君事略》中记载，此日，“会于谘议局。会散，府君（张瑞玑）归，适民军自西城入，遇诸途，群呼曰：‘此满洲官吏也！’欲刺之。府君解衣掷帽，大笑曰：‘吾久已不欲服此矣！’其统领官遽前止之曰：‘此清廉官，且同志也，勿得然！’众亦笑而谢之。府君既归，则民军首领及张云山等均已遣兵保护县署矣。时秦人仇官甚力，省垣自府署以下无幸免者，独咸宁县署得全。”
辛亥革命成功，山西革命党电邀张瑞玑回晋，于是，张瑞玑“坚辞秦军东归”。不久，任山西财政司司长。
1911年11月9日，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大臣，15日，命张锡銮为山西巡抚，率第三镇统制曹锟、第五混成协统卢永祥进攻山西。12月中旬，攻占娘子关。1月30日，卢永祥军攻破赵城，即放纵部下肆意淫掠焚杀三昼夜，赵城一片狼藉。张瑞玑急急奉母避入深山，其家也遭抢劫，家什“荡然无遗”。
卢永祥的暴行激怒了张瑞玑，他接连致书张锡銮、袁世凯，致书卢永祥本人，揭批卢部祸晋恶行。
致张锡銮书云：“十二月十一日，（卢永祥军）长驱入赵城，昌言于市曰：‘奉大中丞（指晋抚张锡銮）命，赵城无贵贱老幼皆革党也，剿杀无赦！’于是，淫掠焚杀，惨无人理。三日后，始饱载而南。其去也，车四百辆，骆驼三百头，骡马数千蹄，负包担囊，相属于道。”
又致书祸首卢永祥，痛斥其祸害地方的罪行：“足下为满清奴，为袁氏仆，受嗾噬人其本分也，固不足怪，独怪中国何不幸生足下及一般盗贼也！子弟遗门阀之忧，则同族生耻；骨肉起干戈之变，则路人寒心。足下及三省（指冀、鲁、豫）之人，孰非我黄帝神农之子孙乎？瑞玑羞愧死矣！”
张瑞玑气愤难平，更忧公道不彰，又上书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自豫军西入潼关，而潼关一隅无完土矣；自北军（指曹锟、卢永祥部）背约入晋，而晋省财产无遗漏矣。淫杀焚掠，所过成墟。瑞玑盖目睹之而身受之，万不敢造谣生谤，以诬官军并诬执事（指袁世凯）。今执事一再言之曰‘秦晋，土匪也’，瑞玑诚不敢为之辩。然奉执事之命而征土匪者，其为害百倍于土匪。以案情轻重之例较之，不知天下当指官军为何物，并指执事为何人也！，，，，，，瑞玑目盲失鉴，而误以执事为一世之枭雄，今而知执事枭则枭也，雄则未也。”
袁世凯得张瑞玑书，“立招其师，秦晋得完”（《西北革命史征稿•张瑞玑》）从此，洪洞县铸造了卢永祥跪地的铁像，遭受万人唾骂。
1912年，袁世凯欲窃取大总统位，张瑞玑愤而作《再上内阁总理书》，有云：“夫所谓大总统者，全国人民所公认，非一人一家之私物也，一二人不能私举，亦不能私与之也。直（今河北）豫议局及蒙古王公，代表其全地全省可也，不能代表全国。”又数落之：“执事政治之经验，中外之声望，瑞玑早见之闻之：在旧日政界中立于荣（荣禄）庆（庆亲王奕劻）痴顽之班，诚首屈一指，以拟孙君（孙中山）殊觉不伦，月旦具在，此非瑞玑一人之私言也。”《西北革命史征稿》载：“人无敢议者，独瑞玑之义声震天下。”
张瑞玑以一晚清命官，敢于自我革命；见军阀祸害地方，不顾自身安危，上书袁世凯，得以保全桑梓；袁世凯图谋称帝，怒而斥之；1918年，任国会议员，为民仗义执言；1919年，陕西南北划界，因“德望夙著”，被南北双方公推为监视员，折冲于樽俎之间。试看张瑞玑在清末民初的所作所为，莫非国士所为。
2020年，省会太原市中心的五一广场开始改造。改造的关键工程，是要恢复老太原的地标建筑首义门。
首义门原名承恩门，是明代初年太原城的南门之一。据传，此门建成，长期封闭，太原人出入太原城南，均走大南门（即迎泽门）。1907年，承恩门忽然打开，官民通行。诡异的是，仅过4年，1911年10月29日，太原即爆发震惊四方的辛亥起义。起义军在深秋之夜迅速穿过打开不久的承恩门，直捣山西巡抚衙门，取得胜利。随后，承恩门改名。突兀而起的城门的正上方，悬挂着一块巨大的匾额，上书“首义门”，以此彰显太原辛亥革命之首功。
读卫洪平先生新著《张瑞玑先生年谱》，在1912年末这一条，赫然记载：“本年，太原承恩门改称首义门，张瑞玑题额。”
太原起义，取头功者众多，为何首义门请张瑞玑题额？
这是一个谜。
读毕《张瑞玑先生年谱》，心头的谜团逐渐解开。我以为，张瑞玑，国士也。高悬在首义门上的匾额，要一位国士题写，要一位有大德者题写，方配得此字，悬得长久。当时，遍数晋省群贤，堪当题匾者，非张瑞玑莫属；今日，思之再三，亦非张瑞玑莫属。
卫洪平先生为张瑞玑这样的国士编撰年谱，实在是大有功德的事，诚实可敬。其书当以拱璧视之。
张瑞玑画《墨梅图》（1914年）张瑞玑常用印章（部分） 谁园藏书楼，右侧石榴树相传系张瑞玑手植
张瑞玑（1872—1928），山西省赵城县（今洪洞县赵城镇）人。23岁中举，32岁考中进士，35岁始任陕西韩城等多县知县。辛亥革命成功，山西革命党电邀张瑞玑回晋，于是，张瑞玑“坚辞秦军东归”。不久，任山西财政司司长。
张瑞玑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面对晚清的社会衰败，张瑞玑深怀救国之心，创办报纸《龙门报》《兴平报》《兴平星期报》等，宣传新知识、新思想，且不避嫌疑，与革命党人景梅九、胡景翼等密切交往。以知名县宰而参与革命，在晚清官僚中，实属凤毛麟角。
张瑞玑为官数年，始终以国家为重，敢于自我革命，堪称国士。在天下动荡、民不聊生的关键时期，张瑞玑挺身而出，为生民请命，为天下开太平，积极推动历史进步。袁世凯部第五混成协统卢永祥进攻山西，攻破赵城，放纵部下肆意淫掠焚杀三昼夜，赵城一片狼藉。张瑞玑接连致书袁世凯，揭批卢部祸晋恶行。袁世凯得张瑞玑书，“立招其师，秦晋得完”。从此，洪洞县铸造了卢永祥跪地的铁像，遭受万人唾骂。袁世凯图谋称帝，张瑞玑怒而斥之。
张瑞玑先生是民国时的山西奇人，也是一位被埋没的学者型官员。为官，为学，为人，应为当世之楷模。百年前他在赵城筑“谁园”，作《谁园记》，一时传抄纸贵；他还是一位书画家。辛亥革命后，太原承恩门改为“首义门”，张瑞玑为题匾额。他擅画墨梅，所画者皆“胸中之梅”。张瑞玑还是一位藏书家。耸立于赵城汾河之滨的谁园主体建筑，是一座中西合璧的藏书楼。（三晋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 张 继 红）
《中国新闻日报》（2021年10月22日04 版）
责任编辑：李青英
